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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生活史研究是當下學術界的一個重點話題。所謂社會生活史，是“社會史内部的一個分支，屬於通史性質的專門史，其研究範圍十分廣泛，既包括人們衣、食、住、行、娱等方面的日常生活，也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生活” 。社會生活史料則是社會生活史研究的“水之源”“木之本”。女性被認爲是“第二性”。歷史上，囿於男性中心的價值取向，記録女性生活的文獻非常有限。《中國古代女性社會生活史料輯刊》（下文稱《輯刊》）是迄今爲止收録古代女性社會生活文獻最爲系統、最爲豐贍的大型叢書，是研究婦女史、古代女性社會生活的資料庫。現將《輯刊》所收著作的作者、版本、内容、價值四个方面做一簡單介紹。

　　從性别來説，男、女作者均有。在一百四十餘位作者中，女性作者僅有二十餘人，占比雖少，但也“獨立發聲”了。如《王節婦女範捷録》的作者劉氏、《巾幗鬚眉傳》的作者潔華女士、《名媛詩話》的作者沈善寳、《癸卯旅行記》的作者單士厘等。從朝代來説，清代最多，集中於晚清，民國次之，兼及漢、唐、宋、明等朝代。從民族來説，以漢族居多，兼及滿回。漢族：如王初桐、曾紀芬；滿族：如納蘭揆叙、扈斯哈里氏；回族：如改琦等。從國别來説，絶大部分是中國人，但也有其他國家的學者，如《莫包脚歌》的作者是英國人楊格非、《閨媛叢録》的作者是化名爲“尊聞閣主人”的英國人安納斯脱·美查（《申報》的創刊人之一）等。從社會地位來説，有皇帝，如清世祖福臨；有宿儒大家，如阮元、袁枚、章學誠、尤侗等，亦有名不見經傳的蓧村二女、小玉潔等。

　　此外，筆者還發現了兩個有趣的現象。其一，有些著作是由家人合作而成。如夫妻：《歷代名媛書簡》由王秀琴編集，其夫胡文楷選訂；《西泠閨咏》的作者是陳文述，卷一至卷四的編者則分别是他的妻妾龔玉晨、管筠、文静玉、蔣蕊蘭、薛纖阿；父子：《女鑑録》的作者是尹會一，其子尹嘉銓接續父親的工作，完成《女鑑録續編》；母子：如《王節婦女範捷録》的作者劉氏，訂注者是其子王相；《温氏母訓》是陸氏訓誡子女之語，由其子温璜執筆記録。《母教録》也是黎氏訓誡子女之語，由其子鄭珍追憶，并模仿其語氣而寫成；叔侄：《訓女圖説》的作者是桂馥，編者是其侄桂菁華；祖孫：《蘭閨寶録》的作者是完顔惲珠，校勘者是她的孫女伊蘭保、金粟保、妙蓮保。其二，學術群體的形成。徐雁平説：“在文獻的流動中，個人、家族、地方、國家的某些關聯得以顯現，在這一關聯或脉絡中，有文獻的整合與人的集合。所謂人的集合，就是文獻促進了各種‘群’的涌現。”在《輯刊》所收著作中，出現了兩大學術群體。男性學術群體：以《奩史》的作者和校刊者爲例，作者是王初桐，各卷校刊者則是他的好友、同僚或同宗，如毛大瀛、阮元、曹仁虎、吴錫麒、王昶等，共計五十一人。他們通過編纂、校刊《奩史》，形成了一個以男性身份編撰女性社會生活史料的學術群體，但這個學術群體長期爲學術界所忽視。女性學術群體：《西泠閨咏》的作者是陳文述，編者是他的妻妾，校對者是他的女弟子和其他才女。這些女性“一起構成了以陳文述爲中心的文學群體。這個文學群體可以説是一個由男性文人引導，女性文人組成的家庭式與公衆式團體的結合性群體，在地域上將蘇杭兩地的文化融合了起來” 。

　　綜上，《輯刊》中的作者男女均有，地域分布較廣，貫穿了各個社會階層。共同的學術追求和學術理念促成了兩大學術群體的形成。

　　（一）從刻書系統來説，有如下幾類：其一，官刻本，如清光緒十六年（1890）浙江書局刻本《兩浙輶軒録》、清光緒三十年浙江書局刻本《聶氏重編家政學》、清光緒武昌府刻本《端撫部勸漢人婦女勿再纏足説》等。其二，坊刻本，如清同治十一年（1872）杭城太平坊金波橋童寶仁刻字鋪刻本《新刻女日記故事二十四孝圖説》、清光緒十二年長沙星沙南陽街陳聚德堂刻本《蓧村課女録》、民國十五年（1926）京都前外楊梅竹斜街永盛齋刻字善書鋪刻本《閨訓千字文》等。其三，家刻本，如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槐慶堂刻本《全福記》、清光緒刻《冒氏叢書》本《婦人集注》《婦人集補》等。此外，還有書局、教堂、協會、學校等機構的印本，如清漢口聖教書局鉛印本《莫包脚歌》、民國三年張家口天主堂鉛印本《守貞規範》；清光緒蘭溪不纏足會鉛印本《勸女子不纏足集説》、民國十一年崇明女子師範講習所鉛印本《清代閨閣詩人徵略》。

　　（二）從刻、印書方式來説，有如下幾類：其一，刻本，如宋刻元修本《婚禮新編》、明萬曆三十年（1602）鹿角山房刻本《青泥蓮花記》、明崇禎四年（1631）刻本《青樓韵語廣集》、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本《女教》、清嘉慶十九年（1814）刻本《閨訓圖咏類編》、清同治二年錢塘丁氏當歸草堂刻本《温氏母訓》、清光緒三十年浙江書局刻本《聶氏重編家政學》、民國二十六年成都茹古書局刻本《古今女將傳贊》等等。也有套印本，如明天啓元年（1621）套印本《唐詩艷逸品》。插圖本，如清嘉慶十年刻本《百美新咏圖傳》、清嘉慶十九年刻本《閨訓圖咏類編》、清同治十一年杭城太平坊金波橋童寶仁刻字鋪刻本《新刻女日記故事二十四孝圖説》、清光緒十四年黔垣鶴慶蔣宗漢刻本《訓女圖説》等。其二，活字本，有木活字本，如清道光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木活字印《學海類編》本《婦女雙名記》。還有鉛活字本，如清光緒上海申報館鉛印《申報館叢書》本《閨律》、清光緒申報館鉛印本《宫閨聯名譜》、清光緒蘭溪不纏足會鉛印本《勸女子不纏足集説》、清漢口聖教書局鉛印本《莫包脚歌》、清宣統元年（1909）鉛印本《祖國女界文豪譜》、清宣統三年上海群學社鉛印《歷代宫閨文選》本《歷代宫閨姓氏小録》、清宣統上海國學扶輪社鉛印《香艷叢書》本各零種、清宣統京師國學萃編社鉛印本《香痕奩影集》、民國三年張家口天主堂鉛印本《守貞規範》、民國八年鉛印本《錫山二母遺範録》、民國十一年崇明女子師範講習所鉛印本《清代閨閣詩人徵略》、民國二十九年貴州省政府鉛印《巢經巢全集》本《母教録》等。其三，鈔本，如清初毛氏汲古閣鈔本《宋氏閨房譜》、清鈔本《庭幃雜録》《同里閨德志》等。其四，石印本，如清宣統天津醒華報館石印本《女子家庭模範》、清光緒三十二年石印本《勸放脚圖説》、清光緒三十四年石印本《綉像古今賢女傳》、民國元年上海國學扶輪社石印《隨園軼事》本《隨園女弟子姓氏補》、民國元年中華圖書館石印本《凝香樓奩艷叢話》、民國三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美人千態詩美人千態詞》、民國上海錦章書局石印本《繪圖改良女兒經》等。

　　（三）從刻、印地點來説，華東地區較多，華北地區次之，華中、西南、西北、華南等地區相對較少，具體而言：

　　華東地區。有江蘇本，如清金陵奎壁齋刻《女四書》本《王節婦女範捷録》、清光緒刻《冒氏叢書》本《婦人集注》及《婦人集補》、清光緒十七年泰州寓廬刻本《繪像孝女傳試律》、民國三年揚州作新社排印本《游絲詞》、民國十一年崇明女子師範講習所鉛印本《清代閨閣詩人徵略》等六種。有浙江本，如明天啓元年套印本《唐詩艷逸品》、清乾隆四十四年鮑氏知不足齋刻本《列女傳》、清同治十一年杭城太平坊金波橋童寶仁刻字鋪刻本《新刻女日記故事二十四孝圖説》、清光緒十六年浙江書局刻本《兩浙輶軒録》、清光緒二十三年錢塘丁氏嘉惠堂刻《武林掌故叢編》本《南宋宫閨雜咏》、清光緒三十年浙江書局刻本《聶氏重編家政學》、清光緒三十二年刻本《杭女表微録》、清光緒蘭溪不纏足會鉛印本《勸女子不纏足集説》等八種。有安徽本，如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印《學海類編》本《婦女雙名記》。上海本，有清光緒上海申報館鉛印《申報館叢書》本《閨律》、清光緒申報館鉛印本《宫閨聯名譜》、清末《點石齋畫報》本《閨媛叢録》、清宣統國學扶輪社鉛印本《香艷叢書》零種、清宣統三年上海群學社鉛印《歷代宫閨文選》本《歷代宫閨姓氏小録》、民國上海錦章書局石印本《繪圖改良女兒經》、民國元年上海國學扶輪社石印《隨園軼事》本《隨園女弟子姓氏補》、民國三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美人千態詩美人千態詞》、民國十年上海廣益書局本《秘術海》、民國十八年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本《巾幗鬚眉傳》、民國二十五年上海神州國光社《美術叢書》本《女紅傳徵略》、民國二十五年讀者書店本《中國歷代巾幗傳》、民國三十年商務印書館本《歷代名媛書簡》、民國三十年商務印書館本《廣東女子藝文考》等十四種。

　　華北地區。有北京本，如清同治十三年嫏嬛别館刻本《豫章閨秀詩鈔》、清光緒二十年京師刻本《彤史貞孝録》、清宣統京師國學萃編社鉛印本《香痕奩影集》、民國三年丁震北京刻本《閩川閨秀詩話續編》、民國十五年京都前外楊梅竹斜街永盛齋刻字善書鋪刻本《閨訓千字文》等五種。天津本，如清宣統天津醒華報館石印本《女子家庭模範》。河北本，有清刻《綱目四鑑録續編》本《女鑑録續編》、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女鑑録》、民國三年張家口天主堂鉛印本《守貞規範》等三種。山東本，如清光緒二十六年膠州聽雨堂刻本《女兒書輯八種》。

　　華中、西南、西北、華南地區。華中：湖北本，如清光緒武昌府刻本《端撫部勸漢人婦女勿再纏足説》；湖南本，如清光緒十二年長沙星沙南陽街陳聚德堂刻本《蓧村課女録》。西南：貴州本，如清光緒十四年黔垣鶴慶蔣宗漢刻本《訓女圖説》；四川本，如民國二十六年成都茹古書局刻本《古今女將傳贊》。西北：陝西本，如清乾隆刻本《繁華夢傳奇》、清乾隆四十三年槐慶堂刻本《全福記》、民國鉛印《竹齋叢刊續編》本《婦女訓序》等三種。華南：福建本，有清道光二十九年福州梅氏師古齋刻本《閩川閨秀詩話》。

　　綜上，《輯刊》所收著作的版本時代集中於清代，民國次之，并及元明。不僅涵蓋官刻、坊刻、家刻等多種刻書系統，還涉及雕版、活字、石印等多種印刷技術。版本分布涉及六大地區，主要集中於較爲富庶的華東、華北地區，零星分布在華中、西南、西北、華南等地區。《輯刊》所收版本反映了古代女性文獻的刊印概貌。

　　劉躍進認爲：“到目前爲止，還没有任何一種圖書分類方法可以取代傳統的四部分類法。這是因爲，以《四庫全書總目》所代表的四部分類法，事實上已經成爲中國傳統目録學的典範之作。”“是書以經史子集提綱列目。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部分十四類，集部分五類。”《輯刊》以“經史子集”分類法爲指導，根據内容，對所收書籍進行分類。大體如下：

　　經，本意指織物的縱綫。《説文解字》云：“經，織從絲也。”段玉裁注：“必先有經而後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白虎通義》亦載：“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故此，《四庫全書總目》對“經”做出了總結：“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輯刊》將介紹女性社會生活規範的著作歸并一處，分爲“女訓類”“女教類”“典範類”“女學類”“‘律法’類”“蒙學類”“母（父）訓類”“其他類”等八類，以期發現社會教化是如何塑造女性的。

　　《温氏母訓》是“母（父）訓類”的代表作。該書是明人温璜記録其母陸氏訓誡子女之語，涉及爲人處世、持家教子等方面，目的是要子女明晰“立身行己之要，型家應物之方”，對其家的家風塑造有很大影響。清軍攻破南京，温璜和其妻、女能坦然地抗節而死，可“知其家庭之間，素以名教相砥礪，故皆能臨難從容如是，非徒托之空言者矣”“可謂不愧於母教”。另有《母教録》，是清代著名學者鄭珍追憶母親黎氏的教誨，“摹吻而書，到今凡得六十八條”。教導兒女爲人、持家、爲學之道。難能可貴的是，黎氏在傳統“三從四德”觀念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婦人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此是不易正理。若遇變，須是自家作主，從便誤了一生。”體現出女性的主動性。上述兩書均由兒子記録母親的語言而成，從文獻記載方式的意義來講，相當於記録孔子及其弟子言語的《論語》。

　　通俗的蒙學讀物也值得關注。如《繪圖改良女兒經》，全書内容分兩部分：第一部分三字一句，合轍押韵，旨在教育女孩子要擅於家務勞動，如“着醬醋，要調匀”“勤紡織，縫衣裳”等。還要處理好家庭人際關係，如“父母罵，莫作聲。哥嫂前，請教訓”“出嫁後，公婆敬”“夫婦和，家道成”等。第二部分五字一句，字精句簡，講述前代賢女的事迹以做榜樣。如“緹縈朝上書”“孟母能教子”等。全書語句淺顯，且每一頁均配插圖，便於理解文字内容。又如《閨訓千字文》，内容上除了包含“三從四德”的傳統觀念外，還注意到了“御奴使婢，兼寓恩威”“灑掃污穢，擦撣含光”“金銀泉幣，寄庫堆倉”等家庭治理的方法，四字一句，通俗易懂。這類通俗女性蒙學讀物，客觀上吸引了各層次的女性讀者，提高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反而觀之，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又會促使她們去閲讀其他書籍。於是，“單就人群而言，與文獻有密切關聯的不再局限於精英階層，而是出現一個‘中間階層’，這一階層介於精英階層和不識字的大衆之間。‘中間階層’的出現與擴大，强化了明清文獻文化史的社會底藴”。

　　史，最初指記録事情的人。《説文解字》：“史，記事者也。”後來引申爲歷史書籍。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的史書被列在六藝略的春秋類。直到《隋書·經籍志》“今考見存，分爲四部”，“經籍二·史” 正式出現，排在經部之後。《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史部分類更加嚴謹、完善。“史之爲道，撰述欲其簡，考證欲其詳。……今總括群書，分十五類。首曰正史，大綱也。次曰編年（按：此處闕“曰紀事本末”）、曰别史、曰雜史、曰詔令奏議、曰傳記、曰史鈔、曰載記，皆參考紀傳者也。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録，皆參考諸志者也。曰史評，參考論贊者也。”其中，史部傳記類又分爲“一曰聖賢……二曰名人……三曰總録，如《列女傳》之類。四曰雜録……曰别録。”《輯刊》第二部分爲女性傳記，記録“貴女后妃”“妓人”“貞孝節烈之女”“才女”“勇武之女”“佛教信女”“賢女”“侍女”“女官”“女匠”“其他”等十一類身份各异、地位不同的女性事迹，描繪了古代女性的生命歷程，也是對《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的補充。用原本記録男性歷史的方式，爲女性樹碑立傳。

　　該部分著作的特點在於既爲傳統的貞節烈女和后妃、公主等上層女性立傳，又在此基礎上有所突破。

　　一是注重女性才學，爲才女立傳。這裏的“才”既指“文才”，如《祖國女界文豪譜》“聚四千餘年之女界文豪於一卷”，欲“使巾幗中人皆能勵學、育德、養氣，以爲申氣之權輿”。又指“武略”，如《古今女將傳贊》記載，因爲“男子讀書尚氣節，則爲忠臣、爲義士。女子讀書尚氣節，則爲烈婦、爲女將。聖賢豪杰，巾幗英雄，其致一也”，故“録史傳所載自漢迄清，得女將六十九人，列其事實，系以贊詞”。也指“手藝”，如朱啓鈐的《女紅傳徵略》，“《女紅傳徵略》的問世實際上預示了二十世紀一個嶄新時代的到來”，其肯定了女性在“閨閣”這一私人活動領域的價值和貢獻。如《女紅傳徵略·黄道婆》記載：

　　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於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子，綫弦竹弧置按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時，有一嫗名黄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做造捍彈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綫絜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人皆受教，競相作爲，轉貨他郡，家既就殷。未幾，嫗卒，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又爲立祠，歲時享之。越三十年，祠毁，鄉人趙愚軒重立。今祠復毁，無人爲之創建。道婆之名，日漸泯滅無聞矣。

　　二是目光朝下，爲下層女性发聲。《侍兒小名録》以及後世的《侍兒小名録拾遺》《補侍兒小名録》《續補侍兒小名録》，采録歷代文獻中的侍女小名，如女奴柳條、小婢承福等，并叙其逸事。籍籍無名的她們不再是他人生命中的注脚，而是在“史傳”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簡而言之，該部分突出了“目光向下”的特點，關注到遠離歷史舞臺中心的邊緣人群。“他們是真實歷史的一部分，没有他們，歷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

　　子，本義指孩子。《説文解字》：“子，十一月陽气動，萬物滋，人以爲偁。李陽冰曰：‘子在襁緥中，足并也。’”後來，子又成爲對著名學者和老師的尊稱。顧炎武考證：“其後則匹夫而爲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又其後則門人亦得稱之，樂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故《論語》之稱‘子’者，皆弟子之於師。《孟子》之稱‘子’者，皆師之於弟子，亦世變之所從來矣。”所謂“子部”，即取諸子百家之意，言其内容龐雜，“自六經以外立説者，皆子書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區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軋。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駁乃分”。《輯刊》以子部分類爲依托，將女性“私領域”生活相關的“婚俗”“身體”“植物”等看似内容駁雜的著作臚列一處，加以大型的女性叢書、類書，來反映古代女性生活。

　　史敏認爲：“身體并不完全是生物性構成，其背後是社會文化及體制的强力介入，它們對身體的雕鑿力是决定性的。” 從《輯刊》中的“身體”類内容可以看出，女性身體是如何被規訓與塑造的。如被稱爲“評花御史”“香蓮博士”的清人方絢著有專門品評小脚的《香蓮品藻》，内載香蓮“宜稱”“憎疾”“榮寵”“屈辱”等五十八事，并列有“香蓮五式”“香蓮三貴”“香蓮十八名”“香蓮十友”“香蓮五客”“香蓮三十六格”等種種名目。還盛贊“金蓮”：“閑思蓮足纖妍，花堪解語，更無凡卉得與追踪；至有歷百折而不回，貫四時而不改，則惟寒梅、翠竹、蒼松差堪接武。”至清末，天足運動興起。放足與國之自强關聯在一起：“中國而不欲自强則已，中國而欲自强，當自不纏足始。”故而自上層官員至民間團體，紛紛著書宣傳反纏足思想。如端方的《端撫部勸漢人婦女勿再纏足説》、蘭溪不纏足會的《勸女子不纏足集説》。外國人也參與其中，如英國人楊格非的《莫包脚歌》等。需要辨明的是：無論纏足或是放足，都是女性在男性話語的規訓下，不斷重塑自己身體的行爲。進一步印證了“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這一理論。

　　此外，叢書《緑窗女史》和類書《奩史》也應進入研究者的視野。《緑窗女史》是明人秦淮寓客編纂的一部大型女性叢書，所收之書皆明以前女性著述以及有關女性的著作。全書分爲閨閣、宫闈、緣偶、冥感、妖艷、節俠、神仙、妾婢、青樓、著撰十部。每部之下設若干小類。“《緑窗女史》也一定程度上地體現了四部分類的格局。第一部爲閨閣部，……儼然就是《緑窗女史》之經部。全書的最後一部‘著撰部’，則全收歷代婦女著作，是爲集部。除這二部之外，卷二至卷十三多爲志怪傳奇作品，但依稀可見‘史’與‘子’的分界” ，是强化了崇尚以女性爲審美客體的傾向。《奩史》是清代學者王初桐編撰的一部專門記録中國古代各階層女性之生活的大型類書，被稱爲“古代婦女生活的百科全書” 。該書也爲當代學者所推崇，如馮爾康先生在《中國社會史概論》中評價《奩史》爲“實乃研究女性史者必讀文獻”，杜澤遜先生的《文獻學概要》中亦提到《奩史》。全書分三十六門，六大部分即各階層女性及其社會關係、女性“德言容功”、女性生育文化、女性物質文化、女性自然文化、女性宗教文化。其“更全面、更集中地保存了女性的歷史，牽涉的層面亦比其他綜合性類書中所輯存之女性史史料更爲廣泛，分類亦更益細密”。

　　集，原指群鳥栖止於樹。《説文解字》：“集，群鳥在木上也。”又有聚集、集合的意思。而所謂“集部”，正是取集合之意，收録歷代作家的文學作品。早在《漢書·藝文志》中就出現了“詩賦略”，是《隋書·經籍志》中“集部”分類的雛形。《四庫全書總目》中，“集部”内容又有所拓展。“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别集次之，總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閏餘也。”《輯刊》第四部分爲女性文藝，分成“别集”“總集”“詩文評”“女性詩文目録”“戲曲”五部分。其中，“别集”“女性詩文目録”“戲曲”的作者均爲女性。“總集”的編者有男性和女性半岛·体育bob官方网。“詩文評”類是對女性詩文進行評價的著作，作者也分爲男性和女性兩類。

　　《輯刊》中所選的詩文集“保留了關於女性詩文交流、閲讀及創作的豐富材料，對女性詩名的確立和傳播有較爲明顯的作用”。正印證了宋清秀所説的“女性寫作一直備受詬病，因此明清時期很多學者與閨秀精英試圖建構一個以《詩經》爲源頭的文學傳統，以彰顯其寫作的悠久性。與之相適應，温柔敦厚的儒家詩教也被移植爲女性文學的基本規範。温柔敦厚的詩教傳統一則可以昭示女性寫作的正統性，使文學活動具有合法性；二則與傳統的婦德觀念一致，與女性的氣質秉性相契合；又因女性文學活動空間的不斷擴大，女性之間交游網絡逐漸擴展，文學雅集活動愈加頻繁，就更需要這種詩教傳統爲女性文學活動的合法性正名，因此在整個清代，温柔敦厚的儒家詩教一直在閨秀詩歌的評論中被發揮和傳承”。值得一提的是蓧村二女《蓧村課女録》中的“學術散文”，是讀過一些儒家經典的心得體會。如讀《論語·學而時習之》後，認爲“天下無可不學之人，天下無不可學之人。人所患者，怠心根焉”。閲讀班昭《女誡》後，提出了“女才難，女才而賢更難”的觀點。

　　目録類，如單士厘的《清閨秀藝文略》，書中按韵編次作者，并有單氏的考證和評論。例如考證《青螺稿》作者龍錢潔曰：“潔本江陰錢氏女，幼育於土司龍，故姓龍錢。”冼玉清的《廣東女子藝文考》“至今是廣東女作家最完整的集子”。該書按傳統的經史子集進行分類，其中，集部内容最爲充實。另有一點值得注意，她在書中指出了女性文學創作與作品流傳的三種途徑：“就人事而言，則作者成名，大抵有賴於三者。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訓，有父兄爲之提倡，則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閨房唱和，有夫婿爲之點綴，則聲氣易通。其三令子之母，儕輩所尊，有後嗣爲之表揚，則流譽自廣。”就如美國學者魏愛蓮所總結的：“在某種程度上，廣東和外界有聯繫。不僅一些女性從這一文化帶走向江南然後又回來，可能是進士和其他居住於廣東的全國範圍内的名人把整個才女的觀念帶到這一區域。除了啓蒙的父親、丈夫和兒子，這一區域的刊刻文化增進了女性在身後留下作品的希望。”

　　戲曲類，如王筠的《繁華夢傳奇》《全福記》等。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三云：“閨媛填傳奇，古今所少。長安女史王筠，幼閲書，以身列巾幗爲恨。嘗撰《繁華夢》傳奇，自抒胸臆，以女人王氏登場，生於二出始出，亦變例也……自古女史填詞。容或有之，今并能填曲，可謂奇矣，一時傳爲女才子。”王筠凭借寫劇來自我呈現、直抒胸臆。正如陳國華所説：“《繁華夢》《全福記》等的主題精神是對女性心靈世界的揭示。”

　　詩文評類，最有名的是沈善寶的《名媛詩話》。沈氏指出：“竊思閨秀之學與文士不同，而閨秀之傳又較文士不易。蓋文士自幼即肄習經史，旁及詩賦，有父兄教誨，師友討論，閨秀則既無文士之師承，又不能專習詩文，故非聰慧絶倫者，萬不能詩。”“它（《名媛詩話》）把跨越朝代的女性寫作理解成女作家共通的關懷” 。有學者高度贊揚了本書的價值：“大體而論，《名媛詩話》對於文學批評史的意義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史料、文獻的價值。它裒輯、保存了一批出於女性之手的文學批評著述，其中不乏精金美玉。二是集中了沈善寶本人的文學批評觀點，對於研究她的文學活動，以及由她輻射而成的女作家群體的文學創作，都是重要的切入角度。三是這些内容反映出那個時代文學思想的重要側面，是研究女性文學、性别觀念的重要視角。”《輯刊》將這些女性著作匯集一處，有助於更全面地研究女性文學創作的風貌，瞭解當時學術文化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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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輯刊》以傳統的四部分類法爲依據，將所收書籍分爲四類。“女性規範”中的著作關乎社會對女性的教化，在覆蓋範圍呈現出自上層輻射到下層的趨勢。“女性傳記”中的著作跳出了傳統衹爲“烈女”和“貴女”立傳的窠臼，將侍婢、妓人也納入到傳記之中，讓“没有聲音的人”發聲，展露出她們的社會生活情况。“女性生活”中的著作關注於女性身體，揭示出女性身體“一直是男望的對象和視覺快感的來源”，一直受到來自男性社會的規訓和塑造。“女性文藝”是女性主動的學術實踐，能够反映出一個時代的學術氛圍，也能展露出女性的真實心聲，勾勒出她們的社會生活圖景。

　　《輯刊》共收著作一百四十七部，涵蓋“經史子集”各部，内容豐富，具有很高的社會生活史研究價值。本文僅從與文獻密切相關的書籍史和閲讀史的角度分析《輯刊》的價值。

　　所謂書籍史和閲讀史，“是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領域。傳統的書籍研究，一是對書籍的印刷和流通進行考察的社會史路徑，另一是對經典書籍中作者的思想進行解讀、闡釋的思想史路徑。新文化史視野下的書籍史，聚焦書籍在被創作、印刷、出版、發行、流通、閲讀的過程中所體現的調整方式與技術手段，揭示知識生産和傳播背後的權力運行機制；閲讀史則關注讀者，考察閲讀物在被閲讀和被接受後，知識、話語被接受、理解、創造性轉化和再運用的過程，從而使讀者所扮演的角色得到凸顯”。通過書籍史和閲讀史來看女性的社會生活，更能從這些被歷史遮蔽的女性書籍中，尋找到女性成長的痕迹。看到她們是如何生成的，看到她們爲自己找到説話的機會的方式，更能如實地看到女性的歷史。

　　趙益認爲，書籍史“作爲一種‘新文化史’的實踐，它的目的就是通過圍繞‘書’的‘交流循環’（communications circuit)，‘挖掘出事件背後我們的前人所經歷和體驗的人類生存狀况’，探求和瞭解前人對‘生活的意義’——這一終極問題的回答”。女性的社會生活情况，在書籍的形成過程中得以呈現。

　　書籍編纂、刻印長久以來被認爲是男性的權力，女性的貢獻一直處於被遮蔽的狀態。其實，“書籍史的研究，應該注意從周邊看中心。這裏所謂‘周邊’，指的是往常不太爲人看重的邊緣人物和邊緣史料。所謂邊緣人物，包括代筆、代刻、代校、代書、贊助等各種人物，也包括書籍生産進程各階段的各類‘隱身人’‘捉刀人’，如没有大聲宣揚的贊助人、默默無聞的校閲者、少見經傳的銷售者、秘不作聲的合作者等。”書籍的編纂、校勘、刊刻等工作中均有女性的參與。

　　第一，編纂書籍。《輯刊》中，有一些著作的完成，仰仗於女性編輯者對男性作者的協助。《西泠閨咏》十六卷，各卷卷端皆録著者陳文述及女性編輯者名姓，其中的編輯者共二十八人。這些編輯者有陳文述的家人，如妻子龔玉晨、妾室管筠（龔玉晨去世後，陳文述立管筠爲繼室）、文静玉、蔣蕊蘭、薛纖阿，子婦汪端和女兒華娵、麗娵等八人；也有陳文述的弟子如辛絲、王蘭修等十九人 ；另有女畫家顧蕙也參與到了編輯工作中。她們進行編輯工作的具體情况現已湮没在歷史之中，但“編輯工作可能并不繁重，然而，對參與者而言却顯示了某種意義”，即“陳文述讓他的弟子共同參與了這本書的出版；即使衹是具名，這本書也意味着不再是單純的個人著述，而是他與衆多女性共同完成的作品。陳文述不必特别標擧他對女性的看法，但是，《西泠閨咏》一書，却以具體的行動傳達了他對女性真誠的支持” 。其弟子于月卿作《偕琴仙編輯“西泠閨咏”謹題一律呈頤道夫子》詩以表達自己的感佩之心：“使君詞翰太縱横，刻翠鎸紅録小名。無數山圍群玉秀，不寒衣着五銖輕。三千粉黛昭彤管，十二闌干擁碧城。叨侍鐵崖同問字，詩才愧讓妙清清。” 另有《歷代名媛書簡》八卷，由王秀琴編集，胡文楷選訂。其書之成，與王秀琴關係密切，胡文楷在書前序言和書後跋文中提到：“昔先室山陰王秀琴，從余問字，嘆彤編之彫零，慨然矢意蒐集。”故而“或借諸藏家，或丐友録副。十餘年間，得集二百餘種，頗多珍秘。而於閨秀書簡，所弆尤富。爰乃選纂成帙，以餉讀者” 。可惜，本書尚未編成，王秀琴便過世了。總之，王秀琴在《歷代名媛書簡》的編纂上，有不可磨滅的功勞。胡文楷在該書付梓後，感嘆到：“惜王氏不及見矣。感念逝者，竊自悲悼。草創之功，義不可没。” 王秀琴和胡文楷的搜書、求書、編書工作，正是他們夫婦二人生活場景的再現。

　　第二，校勘書籍。女性也是校勘工作的主力軍。《蘭閨寳録》被美國學者曼素恩稱作“婦女寫的婦女史” ，將典範型的女性分成了孝行、賢德、慈範、節烈、智略、才華六類。《蘭閨寳録》六卷，各卷卷端署名“後學惲珠珍浦氏恭輯”。卷一和卷四署“女孫伊蘭保恭校”；卷二和卷五署“女孫金粟保恭校”；卷三和卷六署“女孫妙蓮保恭校”。惲珠在序言中指出，她要爲之立傳的女人是“志女”。曼素恩將其解釋爲“有着高尚志向的女性”。“這個命題暗示了庭院深處極少露面的婦女那部分世界，響應着惲珠那部詩選的主旨，即這一領域的道德基礎在於妻子與母親的權威” 。如此看來，惲珠選擇自己的三個孫女作爲校勘者就有深意了——自己站在了有權威的女性長輩的角度，對女性晚輩進行教育，督促她們向歷代典範型女性學習。這何嘗不是她們一家的生活剪影。《名媛韵事》五卷，牌記中署“寶田女史校定”，各卷卷端署“鵲華館主人編輯”。據書前寶田女史序，其名爲杜玉貞。鵲華館主人是其丈夫王偁，在序言中被稱作“夫子”。序言記載了《名媛韵事》的編纂緣起：“壬辰秋暮，一家兒女病卧牛衣。與夫子相持以勤，繼勸以勉。夫子偶選名媛舊句，雜綴以事。長夜殘燈，半予校録。”牛衣的典故出自《漢書》：“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决，涕泣。”顔師古注云：“牛衣，編亂麻爲之，即今俗呼爲龍具者。” 從序言記載的這段回憶可以看出，“校勘”不僅僅是一項文獻整理工作，更是杜玉貞及其丈夫在貧困生活中苦中作樂的生動寫照。

　　第三，刊刻書籍。《輯刊》中未收録女性刊刻的著作，但能刻書的女性還是存在的。如被譽爲“掃花女史”的沈彩，其“刻書以刻自著《春雨樓集》最著名，該書刻於乾隆年間，兩册，印在桃花紙上，如乍放之花”。其手藝高超，所刻書籍極其精美，“傳世後成爲名集，頗稱珍罕”。清代的廣東順德地區，女性直接參與到了刻書業中。《［咸豐］順德縣志》記載：“今馬岡鏤刻書板，幾遍藝林，婦孺皆能爲之。男子但依墨迹刻畫界綫，餘并女工，故值廉而行遠。近日蘇州書賈往往携書入粤，售於坊肆，得值則就馬岡刻所欲刻之板。刻成，未下墨刷印，即携旋江南，以江紙印裝，分售海内，見者以爲蘇板矣。” 清人李應中《梓人詩》：“紅閨新樣紛迭出，唐版宋刻無光輝。”其自注云：“今順德馬岡村人多刻字爲業，而女工尤盛。”可見，女性的刊刻活動，已經融入到了手工業、商業之中。刻書已經成爲了她們的謀生手段之一。

　　綜上，書籍的編輯、校勘、刊刻等一系列活動，均與女性社會生活關係密切。正如徐雁平所説：“清代女性與書籍的關係，或者説書籍爲女性開啓新世界這一方面，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是令人矚目的現象，此一現象的價值不應局限於性别研究，更有濃厚的文化史、社會生活史研究價值可以發掘，從而再現衆多女性的聲音。”

　　張仲民認爲：“事實上，作爲文化史中的一個新領域，閲讀史研究是從現代西方學術脉絡裏衍生出來的，主要是藉對過去書寫的歷史與書籍史（文本發生史）的關注，來强調書寫及書籍（文本）之於人的意義。相比於傳統的書籍史、出版史等名目的研究，閲讀史更注重閲讀和生活、社會、權力的關係，包括讀者在閲讀中所扮演的角色，讀者的閲讀方式、閲讀心態、閲讀習慣等的變化，讀者對書籍（文本）的使用，以及印刷和出版的文化意義，諸階層之間文化互動的關係等方面。美國閲讀史研究者達恩頓曾對西方閲讀史的研究有一個比較精煉的説明和規劃。他認爲閲讀史研究不僅要關注是‘誰在讀’‘讀什么’‘在哪裏讀’‘什么時間讀’等問題，還要回答更困難的問題：‘爲什么讀’‘如何讀’等問題。”我們從女性讀者群、女性閲讀的書籍、女性讀書的途徑中可管窺女性的社會生活。

　　第一，女性讀者群。《輯刊》所選著作的女性讀者群體可分成兩類：“顯性”的讀者和“隱性”的讀者。所謂“顯性”的讀者是指給著作寫過序、跋及收藏過這些著作的女性。有人認爲：“女性題跋的出現亦是不容忽視的一個讀書風尚。早在宋代，李清照爲其亡夫趙明誠《金石録》所作之後序便可視爲女性題跋的濫觴。” 《名媛韵事》的作者是清代的鵲華館主人王偁，做序者是他的夫人寶田女史杜玉貞。杜氏在介紹了自己與丈夫的編書緣起後，發出了感嘆：“嗚呼！諸麗人固有不得於時者，存乎辭，曾不識當日較予與夫子爲何如？聊編其詩，以消窮居之歲。俾世之閲是集，而有以知壽之人難，而自壽者爲尤難。欲求難以耘人，則我之壽不壽，固不暇計，亦安知斯詩之與事，果有當於理否耶？”“顯性”的讀者還包括收藏這些著作的女性。藏書印就是女性藏書、讀書的重要證據。徐雁平認爲：“一本書是否被讀過，最直觀或表面的判斷就是看讀者是否在書上留下印迹，諸如圈點、批注、題跋或鑒藏印記。在古書中，似乎有權留下印迹的絶大多數爲男性讀者，衹要稍梳理明清兩代藏書家、古書的批注者、題跋者、鑒藏印的主人，就可知書林基本被男性把控；然而在這密集的題寫者中，還有稀如星鳳的女性，從印迹層面來看，她們是一批可以‘看得見’的讀者。”如《列女圖册》，封面有民國三十五年著名書畫家吴湖帆題簽，正文爲改琦繪圖，曹貞秀題咏，并鈐曹氏“墨琴”“貞秀”“寫韵軒”“貞秀之章”“歸太原”“曹娥”“曹貞秀”“繡奩清課”“太原”“真珠密字芙蓉篇”等印。正文末有清代女詩人廖雲錦題記，云：“嘉慶五年歲在庚申正月甲子，青溪女史廖氏雲錦觀”，并鈐“雲”“錦”印。可見該書被多位女性所閲讀。就如凌冬梅等人對清代嘉興女性藏書的總結：“（這些女性）或出身名門，家學淵源，自幼浸染其中；或與藏書名家締結伉儷，夫唱婦隨；或爲藏書家之母，以其非凡的遠見卓識以及對書籍的熱愛而培養了一代藏書名家……并通過藏書進行相夫教子，完成了自我道德的救贖。”

　　所謂“隱性”的讀者是指某類著作主要面嚮的女性受衆。如宣傳反纏足思想的著作《不纏足約告言》《勸放脚圖説》等，受衆就是廣大纏足女性。有學者提出：“‘眼光向下’看清代文獻文化史，如何向下，主要是更多關注社會中下層以及日常生活。用力探求那些已經融入日常生活的文獻文化活動。” 《輯刊》中所收的一部分著作就是面對識字不多或不識字的下層女性。如圖文并茂的《訓女圖説》《新刻女日記故事二十四孝圖説》等。這些書屬於“底層書籍世界” 。如喬曉鵬所言，“閲讀者獲得信息的主要渠道是讀圖，而文字成爲圖畫的配角，這就大大降低了對於閲讀者知識水準的要求，讓女性閲讀起來更容易” 。

　　據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的不完全統計，男性藏書家有五千餘人，女性衹有寥寥四十人左右。“但女性藏書本就是藏書史上亮麗的風景，能够讀書、藏書之少數女性堪稱閨秀，她們才情高妙，清雅而卓絶，所作題跋自有一番温婉情調，體現的女性特色亦不容忽視。”

　　第二，女性閲讀的書籍。有學者提出：“清代是中國古代女性閲讀最活躍的時期，而從清代女性留下的詩文中可知，她們閲讀涉獵廣泛，詩、詞、文、史、儒家經典、女教讀物、佛道典籍、繪畫、書法、戲曲、小説、醫藥、數術、天文、曆算、碑刻、家訓無所不包。” 徐雁平進一步指出：“清代女性所讀書略分爲四個層次：其一，近似男童的‘三百千千’是最簡略的教育。許多女性的閲讀大致就停留在這一層次。其二，以‘女四書’與唐詩選本爲主要内容。其三，在‘女四書’與唐詩選本基礎上，再加《毛詩》《楚辭》。其四，在此前基礎上加《文選》及重要史書，如《史記》《漢書》等，到此層次，已是‘巾幗學士’級别。” 此結論也可用在《輯刊》所收著作中。如《繪圖改良女兒經》《閨訓千字文》二書，就是女性的童蒙讀物。《女學言行纂》的作者李晚芳的《讀史管見》，就是其讀《史記》的體會。書中“除了她自己的評注以外，她還重新刊刻了《史記》另外十一家的著名評者的作品。”除此之外，“女性詩文選集的編纂對女性文學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而其中女性編纂的詩文選集或總集的影響力尤其大”。如陳春蛾《香閨雜咏》、小玉潔《閨中雜事詩》等。“更重要的是這些選集與閨秀詩話還建構了自己的女性詩歌理論。衹有形成自己的女性文學傳統與文學理論的地域，纔擁有强烈的輻射力， 成爲引領女性文學發展的核心區域，促進女性文學發展的核心區域，促進女性文學整體的繁榮與進步。……沈善寶《名媛詩話》最負盛名也最有價值。”從而看出女性自己編的詩文集也是女性重要的讀物之一。

　　第三，女性讀書的途徑。凌冬梅認爲：“清代女性閲讀是中國古代閲讀史上的靚麗篇章，這些女性實現閲讀的最主要途徑是家族藏書，購買、借閲、抄録及交流則是補充途徑。”縱觀《輯刊》所收著作，發現借閲、交流是女性最重要的閲讀途徑。

　　一是借閲。這種方式“第一次讓女性從個體化的家庭空間走向社會化的學校教育空間”。《輯刊》中所收《繪圖改良女兒經》《閨訓千字文》二書，皆有“華文學校圖書館藏”印，可知此書藏於華文學校圖書館中。女性如想閲讀，需去圖書館借閲。清末才女張芸芳有《游圖書館》詩。這種題材很少見。詩云：“芳園游覽喜秋晴，竹徑花畦信步行。倦向環池亭上坐，閑聽好鳥自呼名。”

　　閨訓千字文一卷民國十五年（1926）京都前外楊梅竹斜街永盛齋刻字善書鋪刻本

　　二是交流。身處同地或异地的閨秀們常常集會，交流讀書心得。“它與傳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不同之處在於其閲讀指導、演講、研究討論等活動形式的開展。”《名媛詩話》中就記載了這樣的群體：

　　同里顧和知（若璞），前明上林苑丞友白女，副車黄茂梧室，諸生黄煒母，著有《卧月軒詩文集》。文多經濟，大篇有西京氣格。常與閨友宴，坐則講究河漕、屯田、馬政、邊備諸大計，每夜分執卷吟諷，曰：“使吾得一意讀書，即不能補班昭十志，或可咏雪謝庭。”嘗於食頃作《七夕》詩三十七首，一時嘆其敏妙。

　　从清末的蘭溪不纏足會輯的《勸女子不纏足集説》一書中，可看出女性可以參與到蘭溪不纏足會這個組織中，和其他會員一起閲讀、交流讀書體會。

　　總之，書籍史和閲讀史是管窺女性社會生活的重要路徑，“呈現出女性閲讀與政治、社會、文化場域中諸多因素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面相，這也正是當前女性閲讀史研究忽視的方面，值得被繼續關注”。正如徐雁平所説，“多角度、多主題梳理、探討女性與閲讀或者女性與書籍，衹是碎片的串聯與拂拭……這些碎片以不完整的方式呈現了書籍在女性日常生活（甚或情感世界）、不朽觀念中的各種樣態，顯示書籍閲讀或流動如何助力完成文化傳遞、子女培育、女性群體集結等有意義的活動。她們與書籍的關係，無關治平，或與修齊有關；因爲與功名無關，没有‘學而優則仕’等利索的羈絆，故能呈現出男性書籍世界缺少的自在氛圍”。

　　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s）説：“羅馬的廢墟是雙重符號：它們既編碼了遺忘，也編碼了回憶。它們標志了一個過去的生活，這個生活已經被消除、被遺忘了，已經變得陌生了，消失在歷史的維度裏，它們同時也標志了一個回憶的可能性，回憶將在記憶的維度裏重新唤醒被時間撕裂和消滅的東西，并且把它們組合在一起，使之獲得生命。”《輯刊》雖然没有羅馬廢墟的深厚内涵，然也略具其文化功用。翻開被歷史遮蔽的女性書籍，我們聽到了女性的聲音，看到了女性的生存狀况，找到了女性社會生活的遺存。

　　郭海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献学、妇女史的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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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佳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妇女史。

　　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妇女史。